ICYE給我的禮物:勇敢當自己

分享人:Grace。2012/2013。瑞典

採訪撰稿:陳怡樺

     「我需要一些改變!那年,我快要三十歲,想著職涯 是否需要改變?在同一個環境繼續,下去的話,改變的機 會可能不大了。我給自己一年的時間停一下想一想。」 投入職場逾十年的的Grace,為了尋找與目前職涯跟人 生觀的改變,以「休息一年」當作關鍵字在網路上搜尋 ,就這樣連結上了ICYE…

 

   Grace選擇了一個全然陌生的國度:瑞典,作為自己 休息一年的秘密基地。而服務的地點為位在瑞典本島東 南方波羅的海上,名為Gotland的小島。距離首都斯德歌 爾摩約需三個半小時的船程,雖然面積僅有台灣的十分之 一,但Gotland島卻巧合的與台灣有著頗為熟悉相似形狀! 除此之外Gotland也一樣曾經隸屬不同的國家(丹麥),因此 不僅擁有特殊融合的北歐文化,並且擁有自己的語言,哥 德蘭語(gotländska)口音與瑞典南方語言相似,有人認為 是瑞典語中最美的一種方言。

        Gotland有著「中世紀島」的美名,島上擁有近百座中 世紀時興建的教堂,而省會維斯比的中世紀城鎮,於1995年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在這美麗的小島生 活,時空彷彿凝結停留在中古世紀的幻象裡。每年八月島上 舉辦「中世紀週」,更是驅使喜愛中世紀電影的Grace前往 的主要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Gotland擁有特殊豐富的自然景觀及知 名的海灘法羅島,除了是瑞典人的夏日度假勝地外,也是 知名導演瑞典導演英格瑪·柏格曼晚年居住處,知名導演李 安也曾到此朝聖,知名大陸演員湯唯在去年也選擇在朝聖 英格瑪·柏格曼之旅時許下終身。對Grace而言,最令她醉 心之處,卻是在Gotland每天一睜開眼的一大片寧靜森林, 如童話世界般的木造房子,及家家戶戶的門口都少不了站 在院子裡的蘋果樹。

      Grace服務的單位是Gotland folkhögskola(哥德蘭民眾 學校)。在民眾學校裡,有技能型課程、也有學術類的課程, 未完成國民教育的國民也可以到民眾學校繼續學業,瑞典政 府提供每位瑞典公民終身兩年民眾學校課程。而Gotland folkhögskola有著多元的藝術類課程,攝影、當地音樂、樂 器、毛皮及織品設計等課程。Grace也參與了各式各樣的課 程,並於課程中與同學們做更深入文化交流。而其中Grace 認為對台灣人較特殊的課程,莫過於毛皮製作相關課程, 是一個從取下毛皮自羊身上取下之後,包括處理毛皮一直到完成成品的完整過程教學。毛皮製作課程當地特有種歌德蘭 羊,也是歌德蘭島徽章由來。

        瑞典的民眾學校裡,除了有學齡的學生外,多的是暫 時離開職場,重新選擇當學生的中高齡民眾,Grace認為, 瑞典政府提供的終身學習教育,影響著瑞典民眾對於學習新 事物抱持相當正面的態度,或許這也是為什麼在這樣嚴峻的 氣候下,瑞典仍有源源不斷的創新及改造進步的動力。而反 觀我們處在的社會,「幾乎每個人都在相似模式成長,過程 中太缺少選擇,以至於部份的人,缺乏為自己做決定及改變 的能力。」

 

@一個有瑞典精神的志工

 

       歌德蘭民眾學校也是第一次招收國際志工,因此 在初期並沒有太多規劃,一些日常簡單的工作,以及 瑞典日常生活的體驗,占了極大部分的時間。例如: 協助學生餐廳廚房製作瑞典餐點、簡單的修繕粉刷或 教職員行政文書工作等。

    也許是在這冰雪的國度裡,也深深地激發了Grace 內在熱情及勇氣。因此,當課後教授華語班的成效頗 佳,在校長及老師提出開正式華語課程邀請時,Grace 便欣然接受了,難得的教學經驗,更是讓Grace看到 瑞典更深層且深刻文化。 

        Grace把課程內容設定成兩部份,華語課和台灣 文化課。從象形文字開始解構中文字,瑞典同學們覺 得每個字都像是圖畫一樣很難懂,於是Grace從「日」 、「月」為例解釋,看出中文字的圖樣和演變,和拼 音文字的差異。華語班同學最開心的是翻譯自己的中文名字,有了中文名字的瑞典同學對中文字更有感覺, 更對中文字的奧妙更是驚嘆不已!在台灣文化課的部 分,Grace也安排了台灣歷史,美食,音樂節日慶典 等等內容,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廚房阿姨們的協助下, 在學生餐廳裡舉辦台灣美食日,準備了將近兩百人份 的牛肉麵和鳳梨酥。」但大骨熬高湯這個環節,由於 瑞典食品安全法令的規定,在學校卻是完全行不通的! 到了過年期間,Grace私心說,「白雪靄靄的二月天, 卻想過農曆年。於是便安排課程上寫春聯剪紙花的的 體驗,把學校到處都佈置的一片紅,喜氣洋洋的!也 讓同學體驗華人過年的年味。」

 

@重新看待「錯誤」的意義

 一個意外的烏龍事件讓 Grace印象深刻至今。在Gotland 美術館內,攝影班同學學期成果 展佈置,正如火如荼進行之際,Grace擔任協助,卻發生意外一不小心跌坐在參展作品 上,造成作品玻璃碎裂。而該作品的同學,撲簌地眼淚 馬上掉下來。在Grace感到相當抱歉同時,小女孩邊 哭邊說,「再兩天就要展出了,該怎麼辦?」老師在這 時走過來,看了看作品的狀況說「我們還有時間,別擔 心。」Grace再次跟老師致上歉意。老師僅僅從容地說 ,「沒問題,這是學生們人生的第一場展覽,我們情願 這樣的意外提早發生。讓他們瞭解任何完美的準備,都 有可能有未知的意外!當他們成了真正的藝術家或有名 的攝影師時,這就他們最寶貴的一課。」而這樣的以身 教育,Grace所學習到的一課是:我們所認為的每一項 錯誤,其實都包含了相當珍貴的學習成長。

 

@ 尋找平衡自己的過程

 「從回來到現在,都一直還在調適。」從瑞典回到台灣 這幾年,Grace的內在衝擊相當大。因為接觸了不少瑞 典當地人,慢慢一點一滴了解及改變了不同以往的價值 觀。「我感受到瑞典人對於『我』的思考定位,『我』 想做什麼,為了什麼而嘗試? 。」有位中年男同學,辭了工作,到學校學毛皮製作的課程。面對他的決定,家人 全然的支持。還有一位剛滿十八歲的女孩,到學校上中 世紀服裝設計課,夢想成為中古世紀電影的服裝設計師 ,更是經常穿著自己做的中世紀服飾在校園裡。「為什 麼他們這麼敢做為自己,追求自己心裡的想要的目標!? 。」而我們卻活在太多的框框和分類裡,總是把自己塞 進那個別人期待的框框裡, 每當認識一個新朋友,我們 可能在偷偷在心裡幫他分類:「這個人可能是哪一種型… 所以他可能會如何如何,可能會做什麼什麼事。一旦無法 歸類時,會覺得這個人可能怪怪的…不太主流。每個人都 在追求同一個標準,二十歲要有二十歲的樣子,三十歲應 該要有三十歲的樣子。」但是,大家卻忘了每一個人更應 該是獨特不同的。於是Grace接著細細回想自己是什麼樣 子? 什麼是我真正的喜歡的事? 


    「我以為的自己和真實的自己,是有落差的。越靠近真 實的自己,越不會在乎別人的評價和看法。發現,本來每個 人就像是精心訂製的不一樣。」從遙遠的北國回到台灣, 於是乎一趟看似結束了旅程,但在Grace的心裡卻是另一 趟尋找平衡的旅程的展開。

 

 

ICYE給我的禮物: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

採訪撰稿;陳怡樺  照片提供:簡明山  1993/1994  瑞士

對於從小就被要求得嬴在起跑點,從此終其一生害怕自己落後、沒有跑在最前面的台灣年輕人來說,永遠沒有時間可以去探索世界,認清自己。就算生命出現了裂縫,往往也選擇咬緊牙關,大步一邁而過。有一群人,懷著不同的原因,參加了為期一年的國際志工服務。這些故事好像是另一部《魔戒》。不同的是這一群勇敢的青年不是要去銷毀魔戒,而是要追尋生命中一段充滿驚奇的旅程,一段可以鍛鍊自己心性、重新看待台灣的旅程。(節自「在另一個世界撿到自己」簡明山的序言。)

「這是很好的機會,我從來沒有這樣的妄想,我竟然有機會出國!」簡明山是ICYE第二屆的國際志工。記得當年把ICYE計畫引進台灣的林信堅牧師問我,「想不想出去看看?」我二話不說馬上答應。儘管對當時將近而立之年,有一個三歲多的女兒的簡明山而言,一項很大的挑戰。他義無反顧,二十年來,讓他細細咀嚼這一年的收穫。

在瑞士,看見「對人的尊重」

在瑞士,簡明山服務的機構是一間以智能障礙者為主的的手工庇護工廠,形式與台灣的庇護性工場相似,簡明山是小組長的小助理,負責產品出廠前的「品管」。雖然,這是一所庇護性工場,但不全以生產為主,是一個以生活為本,工作為輔的機構。

在庇護工場服務的這一年,簡明山和工作人員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這段期間,讓簡明山看到瑞士政府如何對待身心障礙者,機構如何安排身障者的工作等細節。「異性的智能障礙者是可以同居,可以過伴侶婚姻生活,繳稅、付賬單、財務控管、買賣等生活的瑣事由社工協助處理。白天,智能障礙者到庇護工場上班,晚上再回到自己的家。瑞士政府設有智能障礙者、精神障礙者的婚姻諮商,智能障礙者的『喜歡』、『喜愛』是很快速且直接的,需要社工協助確認兩人有共同生活的意願,遇到吵架不睦時,社工也會介入輔導。」早在二十年前的瑞士,面對關係的開放和接納程度如此包容又多元,給簡明山極大的文化震撼。

簡明山深刻體會,瑞士對待身障者的「以人為本、尊嚴為本」的根本態度。「你相信嗎?二十年前,我在瑞士滑過雪!」除了社福制度上的先進,無障礙設施的完善,更是讓簡明山驚喜不已。

簡明山坦言,即便是二十年後的台灣,依然不太可能接受如此的狀態,曾經有社福團體,籌設類似的團體家庭供給身心障礙者居住,但依然是男女分宿,不可能接受異性同居,遑論親密關係。實際上,因人際關係、親密關係的缺乏,也是造成身心障礙者就業不穩定、生活不幸福的原因之一。

簡明山也談到,瑞士給予身心障礙者的補助津貼方式和台灣有很大的區別,瑞士政府沒有身心障礙手冊制度。」在瑞士,身心障礙者擁有一組社會安全號碼和帳戶,以身障者和正常人的障礙功能喪失相比,假設相較於一般人,小兒麻痺者的行動能力喪失百分之二十。因百分之二十的不足,瑞士政府每個月將身障補助直接撥付至該國民的帳戶,有了這份補助後,身心障礙者在瑞士境內的付費與一般人無異,搭公車的車票價和一般人相同,停車費也相同,身障者和一般人的消費是完全相同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產業和店家,都會將身心障礙者的消費視為與一般人相同,不是被幫助者,也不是被救濟者。瑞士的方式對一般店家來說,是沒有什麼損失。而且身障者也是一般顧客,店家的服務態度不佳,下次就不再光顧了。

反觀台灣,身障者憑身心障礙手冊獲得福利。簡明山以自己為例說,我是小兒麻痺者,小時候搭公車有折扣,每次舉手攔車,公車不太願意停車,一則搬輪椅或等候身障者上下車,很耽誤時間,二則當時公車司機的薪水是底薪加上載客數,載到票價打折的身心障礙者,公車司機的薪水也打折,因此公車司機不太願意載,常常遇到過站不停的情況。長久以來,透過身心障礙鑑定的折扣補貼,導致外界對身心障礙者產生負面印象,其實,這不是「人性」的問題,而是「制度」導致歧視。

轉彎:從雕刻到社工

國中畢業後,簡明山便進入職場,高中讀高職夜補校、專科讀夜間部,一路半工半讀完成學業。當時普遍的觀念是,「只要願意去工場做代工,就有錢賺,學了一技之長終身不愁,因此也不鼓勵身心障礙者繼續求學。」國中一畢業,簡明山去當了珊瑚彫刻的學徒。

雕刻,是一門化腐朽為神奇的藝術,一個其貌不揚的看起來毫無價值的珊瑚,把氧化的外表磨掉,即可取出精華刻成裝飾,再加上彫刻家的名氣,可能因此價值連城。雕刻的基本功是畫畫,從平面到立體從素材的造型裡找出最適合的物性。因此,工作了一段時間後,簡明山考了美工科「我一邊學彫刻,一邊在夜校學美工打基礎。」因為家境不好,讓年輕的簡明山的腦袋裡一直轉著如何賺大錢的念頭,他想像著可能的未來,「我的師傅找了七個學徒,幫他彫刻賺錢,過了十年二十年,等我出師,也是請七個學徒幫我賺錢。但是這樣能賺多少錢?這樣真的能賺很多錢嗎?」

進了高職後,簡明山的腦袋裡又浮出了另一個聲音不停問自己,「要賺多少錢才夠,三千萬,多不多?夠用嗎?要花多少時間存三千萬?賺到三千萬,我要做什麼?讓父母過好生活,讓我自己也能過好生活,買車子買房子過好日子,然後呢?」年輕的簡明山的腦袋瓜又繼續轉著,「我也看過,生活沒那麼富裕,但常常幫助人,自己也過得很快樂的人,賺錢好像也不是唯一讓自己快樂的方式,『錢』好像也沒那麼重要,足夠過日子就好。幫助別人,而且從『心』幫助別人,自己也會很快樂喔~」

常常這樣想著想著,簡明山漸漸開始放棄雕刻師傅的人生,大轉彎地興起了念社工的念頭。「如果可以當一名社工,有穩定薪水又可以幫助別人,一舉兩得,太棒了!」高二下學期,簡明山放棄了原本心中的第一志願師大美術系,「我知道,自己不是真心喜歡美術,只是為了賺錢才學了美工。」簡明山考上實踐專科社工科夜間部,繼續白天工作晚上讀書的求學生活。

在職場,看不清願景

簡明山入學那年適逢解嚴,社會力不斷成長發酵,社會氣氛活絡,民間團體如雨後春筍興起,社會議題/社會福利運動也蓬勃發展。在學校實習階段就在社福團接受灌溉吸收養分,專科畢業後,簡明山投入社福運動。當時各地的身障社福團體陸續成立,他透過在社工領域的社區工作方法協助在地成立地方型協會,組織在地人力結合社區資源。

在社福領域工作多年,參考了不少從先進國家來的文獻報告,一邊讀著這些資料,簡明山一邊想,「到底怎麼做才是正確的觀念和做法?」前輩們也常說:「一直跟政府要就對了!」但是,和政府協商的過程,民間團體不停地向政府要「要」資源,政府反過頭問:「我也不曉得怎麼做啊!你們要什麼,我要如何做,我也不知道啊!」

殘障福利法的宣示意義大過實質意義。身障者的真實感受是,「我被歧視,我被不公平對待,我的生活過得不好。根本連無障礙設施的觀念都沒有的當時,身心障礙者的就業環境是不友善的,對身心障礙者的就學限制更是嚴苛的。」這些限制對簡明山有著很深的影響。簡明山談到,「填寫大學志願時,有九十六個科系是我不能填的。不能選填的原因並不是我的能力不行,而是先天條件不足。一點也不公平!」

只要體檢不合格,是無法選填特定科系,簡明山細數著,「我不能填師範學校,也就是我沒有資格當老師,原因是當小學老師要站著寫黑板,站一整天你站得住嗎?萬一你跌倒了,怎麼辦?我也不能填外交科系,也就是沒有資格當外交官,原因是外交官需要出國拜訪,拄著兩根拐杖不得體。我也不能填醫學系,也就是我沒有資格當醫生,甚至化學物理等有進實驗室的需求的科系都不能填,原因是站不穩、站不久、體力不夠。」所有的限制都代表著各種深深的歧視。

「其實,我不喜歡和人有衝突,我覺得,自己不是走街頭抗爭路線的,而是幕僚型的。」那時,簡明山常想,除了抗爭之外,有沒有更好的方法?有沒有願景?在抗爭之後要走向哪裡去呢?抗爭之後,我能夠獲得怎麼樣的生活?到底有多美好的願景遠景,簡明山一直看不清也找不到…他直問,「難道台灣的社福團體面對不足的現況,唯一的做法只能不停地伸手向政府要資源要補助嗎?只能不停地提需求,卻無法自己想出解決方案嗎?」這時,簡明山的心裡浮出一個想法:「既然這麼多文獻、這麼多國外的報告。都說『國外』多麼好!我想去『國外』看看。」「當時,我的工作遭遇很大的瓶頸。」正好ICYE的機會出現了,簡明山便順理成章地出發了。

叉路:從台前到幕僚

時間過了二十年,台灣的社福環境也緩步改變中。不同於二十年前,社會福利只是單向的「給予」。觀念上的改變很多,以前稱「殘障」,後更名為「身心障礙」,「精神分裂症」也改為「思覺失調症」。無形中的「歧視」已經慢慢減少,這是這二十年來,不斷抗爭修法的結果。2015年的台灣和1993年的瑞士,依然存著差距,儘管相關的福利服務方案到位,但全面性需要再努力,簡明山也為著身心障礙者們持續努力著。經歷瑞士的社會福利的一年洗禮後,「在瑞士,我看到無障礙設施如何被建置,我也看到身心障礙者如何被對待,我看到了瑞士和台灣之間的差距,因此,我也看到了『方向』和『願景』,秉持著藍圖,我可以更具體地向政府提出『需求』並提供可能的「解決之道」。當時,和政府合作了許多無障礙環境的推廣計畫、庇護工場的建置等,把理念發展成具體的計畫。」簡明山深刻感受了當地的社會福利的樣貌。「我漸漸離開了原本的路線,到了脊髓損傷的社福團體擔任秘書長。」花了三年半的時間,簡明山把在瑞士看到的理念,扎扎實實地實踐了一番,從與政府合作到催生法案等願景都實驗了一回。

從瑞士回到台灣之後,簡明山和夥伴們的想法也開始有些不同。「和抗爭型的前輩們漸行漸遠…」這個「脫離」的過程,簡明山坦言,「很痛苦!如果跟著前輩的腳步走,前輩們把我當成台灣社福運動的第二代栽培,同時期的同伴如今都在立法院或在政治上嶄露頭角。但,路不一定要這樣走,也就放棄了走往台上的機會。過了這麼多年,回頭看當時的機會,也不遺憾。」簡明山想,站在台前有甚麼樣的缺點,不可能光靠一個政治人物就能做事,必須和人合縱連橫,但,利益交換的過程太複雜了,我不需要那樣的生活,我也不需要那麼多的金錢和名聲。

「社會運動者需要肯定過去的進步,才看得到未來需要改善的地方。政府也需要被鼓勵,適度地與政府合作,不是一味地對抗或否定對方的努力。」簡明山回想自己的角色轉變,從求學時期和抗爭的夥伴一起工作,之後在民間組織和政府部門合作,現在則是擁有政府資源,與民間團體合作。其中的改變和銜接,簡明山歸功於ICYE的志工服務。在瑞士這一年,「透過觀摩學習的過程,讓我看到這麼多,也讓我有深刻的反省。」是簡明山的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轉捩點。

「我想起,每天必經之路上的一棵樹,從枝繁葉茂到枯枝落葉,我知道,半年過去了,等新葉再冒出,我就要回家了。那一年是很純粹很沉靜的一年,儘管我有工作也結了婚,但在瑞士沒有壓力、沒有包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為安靜地好好生活,很真誠地面對自己、面對生活,自然就會有些改變。」回台之前,簡明山拄了兩隻拐杖背著十五公斤的行李,在接待家庭的協助下,從瑞士、德國、荷蘭到奧地利走了一圈,充了飽飽的電。儘管回到台灣之後,又開始了汲汲營營的日子,想起那時的生活滋味,簡明山仍是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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