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碌的人生中,我從未想過在這兩件事:1.在瑞士生活;2.在劇場工作。2013-2014年,ICYE讓我「兩個願望,一次滿足」。——–小白(2013-14瑞士長期志工)

劇場志工二三事

(點下去看更多:瑞士長期計劃)

  • 劇場簡介

我的工作單位是位於瑞士首都伯恩古城區的一個劇場,這棟18世紀建成的建築的原本用途是屠宰場,30年代由政府收購,80年代改建為劇場,並直接沿用其名,稱「屠宰屋劇場」(Schlachthaus Theater),非常直截了當。

劇場工作人員的組成很單純,有兩位總監、一位行政財務總管、三位技術人員(其中一位是實習生)、兩位酒吧人員、一位負責兒童表演藝術教育,再加上每年一個ICYE志工。大家各司其職,只在隔週開一次會,討論下兩週劇目的相關注意事項,或提出臨時動議。

劇場由伯恩市政府每年撥付500萬瑞士法郎,交由上述的工作團隊經營,再定期向政府文化單位回報經營情況。所有的經費皆來自於市府,也因此許多決策(例如去年夏天劇場內部重新裝修的建築師人選)也要經過市府同意才能進行,我不太清楚政府干預程度多寡,但能感覺得出來,瑞士人對於公家機關的官僚與低效率也是有所抱怨的(大概全世界的人民永遠都不會滿意他們自己的政府吧)。

↑左邊較矮的建築就是劇場舞台,右邊較高的建築是劇場工作人員的辦公室及提供給來表演的劇團的臨時宿舍。

  • 劇場經營及表演藝術推廣

文化事業經營一向都不是件易事,我們的劇場能夠生存,全賴伯恩市政府全額贊助,同時也以相對便宜的票價回饋市民。要如何善用市民繳的稅金,考驗者劇場經營者的智慧。許多瑞士或國外的劇團都很積極爭取來我們劇場演出,除了可以在表演期間免費住在劇場樓上、不用另外花錢住旅館之外,他們的演出所得並非以售票比例來計算,而是不論觀眾多寡,都能夠回收一筆固定的金額;這對於一些尚未累積人氣的小型表演團體來說是非常有幫助的,如此政府也能夠過授權民間團隊經營的劇場,慢慢扶植一些多元的小劇團。兩位總監所選擇的劇目大多都不是知名賣座的大型舞台劇(這部份另外有市立劇院在經營),而是較多小型、小眾的表演,種類非常多元,有專給2歲以上幼兒觀賞的默劇、給6歲兒童觀賞的歌舞劇、有實驗性質高的表演,也有國外劇團的演出。

↑古城區裡的建築大多有地窖,我們的劇場也有,沒開燈的時候陰森森地非常有「氣氛」。有時候小型的表演或展覽會在此進行。(照片提供:Schlachthaus Theater)

劇場每個月都花費許多經費在宣傳上面,包含每個月的劇目手冊、傳單印製費以及大批的郵寄費用。此外每年都有開課,邀請對表演藝術有興趣的兒童每週來學習並排演戲劇,每年最後再舉辦一場成果演出,因此每當我們有適合兒童觀賞的劇目時,我就必須寄邀請函給各個托兒所及幼稚園,同時也會寄傳單給小兒科醫生,請他們幫忙放在診所裡宣傳。平日早上10點鐘,或週末下午4點鐘,看著爸爸、媽媽或學校老師推著娃娃車帶著小朋友來看表演,看著2歲的小娃娃隨著有趣的默劇尖叫大笑,就覺得現在的小孩真是幸福,從小讓孩子體驗進劇場、看表演,培養小小的戲劇種子,也是推廣表演藝術重要的一環。

↑矮建築裡面的劇場舞台,大約可容納150人,觀眾距離表演者非常近。上方則是技術人員負責的燈光、佈置等相關器械。

  • 志工工作內容

雖然在劇場當志工,但我不是來演戲的(廢話)。配合劇場的表演時間,我的工作時段通常安排在下午及晚上;每週有兩個下午在辦公室,兩、三個晚上在酒吧工作。

辦公室的工作內容五花八門,端看那週我需要做哪些事情,包括每週媒體相關報導更新上網、劇場宣傳手冊或廣告寄發、演員休息室的鮮花水果飲料準備、櫥窗傳單及海報更新、舊紙和酒瓶回收,再加上一些臨時交辦事項等等。

吧台工作就是在劇場有表演時,提前準備酒吧開張,確認有足夠的啤酒、紅白酒、各式飲料,接著在表演開始前一小時開始營業,表演時酒吧休息,我可以進場看表演(雖然80%都有看沒有懂),等結束後再出來繼續賣酒、洗杯子擦杯子,大約晚上11、12點結束工作(最晚我一定要坐00:15的末班公車回家,不然就會發生半夜徒步40分鐘回家的慘劇)。

在劇場工作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我以前只熟悉坐辦公桌盯著電腦敲鍵盤的工作,現在則需面對有時是拖幾箱信件去郵局、搬啤酒飲料箱的體力活,有時是夜貓子吧台工作,對於以往與酒精類飲料完全扯不上邊的我來說,開酒、倒酒、賣酒是很新鮮的事情,同時壓力也不小。除了剛開始在酒吧工作的前幾次有和另一位同事一起,之後都是自己一個人站吧台,加上客人點完酒後站在吧台前看我開瓶倒酒,特別容易加劇我的緊張程度,總監非常有經驗地在我首次獨自在吧台工作時,給予我精神上的支持與安慰,「不用緊張,就算出錯了也不會怎樣,沒有人會受傷」。雖然有在學德語,但瑞士伯恩人講的是方言的伯恩德語,沒有慧根的我幾乎聽不懂,只能用猜的,或麻煩客人用高地德語或英文重複一遍。經過幾個月的磨練,一般的點酒都沒有太大的問題,如果是被客人問到其他事情,我也能很自然地厚著臉皮跟客人說:「拍謝我聽不懂,請說高地德語。」在吧台工作還有另一個新鮮的體驗──拿小費!雖然願意給小費的客人不多,但偶爾遇到大方一點的客人,我就會拿到幾十分至1、2瑞士法郎的小費;拿到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的小費是非常令人愉悅的驚喜。

↑超克難吧台!因為之前整修時和建築師談不攏,結果就沒有將吧台完成,只能用臨時的架子權充。可惜在我志工工作結束之前,都看不到真正的吧台了。

我每週的工作時數只有20-25小時,跟其他在瑞士的志工相比之下明顯較少,總監的說法是因為我需要晚上上班,所以每週不會安排太多工時。在這裡工作自由度很高,通常我就按照每個月領到的工作時間表上下班,不需打卡。在辦公室工作的部份,總監會先跟我說本週工作重點是什麼、哪些事項應優先完成,接下來就是我自己想辦法在時間內把該做的工作做完,若我有不確定或需要幫忙的部分再請教同事,平常不會有人盯著。工作型態比較像「彈性責任制」,如果工作多到超過下班時間尚未完成,也可以衡量自己的情況,要下班或加班隨意。我經常在晚上6點要下班或7點準備酒吧工作時,仍看到2位總監在忙,或是看到技術人員在表演前後要幫忙劇團處理燈光、音響等裝置;雖然劇場的工作和一般上班族相較之下是較為彈性的,但「歐洲人不加班」的說法在劇場大概比較不適用。

歐洲的月亮並沒有比較圓,但是在國外的生活更能讓我感受到臺灣的美好與不足。

若是沒有ICYE,我想我這輩子應該不太可能跑到昂貴的瑞士住上一年。

感謝臺灣和瑞士的ICYE,幫我在人生中畫下一道永生難忘的精采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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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YE給我的禮物:學會捨棄

分享人: 林雅熒 2011/2012  瑞士

採訪撰稿:陳怡樺

除了出國留學之外,還有什麼方式能到海外生活一段時間,體驗當地生活,深入了解當地文化呢?

 

「透過國際志工交換計畫,到一個自己從來沒想過的地方。」一直以來,林雅熒有個心願希望能有一段到海外生活的經歷,但她知道自己對出國念書沒有興趣,還有其他的可能嗎?

 

一位大學同學透過ICYE計畫到肯亞當志工,讓她認識的另一種方式。林雅熒回想,「當時我正好在轉換工作的空檔裡,我到了肯亞找同學玩了一個月,那一個月,我和同學一起住在當地機構裡,我從沒想過的「國際志工」就這樣跳進了我的腦子裡,我非常確定這樣的形式就是我想要的!」可以有一段完整的時間待在海外生活,同時又有一份工作,完全符合了林雅熒的海外生活的條件。

林雅熒的服務單位是位在瑞士琉森的青年旅館。「受到當地語言限制,除了櫃台之外,其他青年旅館該做的工作我都做過,如房務、餐廳等部門的工作。」在青年旅館裡,除了不同國家的同事,林雅熒認識了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也和瑞士人同吃住同勞動。「青年旅館裡雖人來人往,但充滿了許多有趣的故事,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心情和心事入住。」林雅熒談到,申請ICYE的長期計劃時,能選擇的機構不少,育幼院、安養機構、社福機構、打工換宿、劇團等都在名單裡,因嚮往體驗不同文化,最後選擇了青年旅館作為服務機構。

 

「參加ICYE計畫之前,我沒有去過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多數人選擇以心之嚮往的國度,林雅熒選了一個全然陌生的國家,「多數人對特定國家有刻板印象,如一提到德國,馬上聯想到工業、工藝技術等,就連提到丹麥,多數人也可以直接聯想到安徒生童話,我試著想想,我對哪個國家的印象最淺最弱。第一個想到的是瑞士!當時,我還找朋友做了隨機測驗,問他們,瑞士人的官方語言是什麼?很多人回:瑞士語?錯!一般人講到瑞士可能會想到阿爾卑斯山、美裡的風景、很貴的手表、瑞士刀、瑞士巧克力,還有什麼其他的部分,是在台灣的我看不到呢?」

 

經過了長時間的當地生活,林雅熒破解也重新認識許多東西文化的刻板印象。林雅熒數不清被問過幾次:「你們(泛指華人)是不是都吃狗肉?」或「你們是不是都會功夫?」還有「亞洲女生講話很小聲,是不是都很怕曬太陽,亞洲人會吃一些奇怪食物,亞洲人很會吃辣,也很常吃有香料的食物。」總總刻板印象。林雅熒笑說,其實我也問過瑞士當地人,「瑞士人是不是都過得很快樂?」和來自不同國家的同事一起工作時,也是認識該國人的民族性的最好時間,林雅熒說,「遇到不同國家的同事,就調整一下工作節奏,比如,和德國人或瑞士人一起工作,一開始的準備工作比較扎實,中南美洲的同事一起工作,工作節奏就會鬆一點。亞洲人則是埋頭苦幹,有時連中午都不休息。」

 

@找回真實的自己

這一趟海外生活中,林雅熒也發現了那個在無形中被改變的自己。林雅熒從德國同事身上學到「有話直說」。她回想,德國同事曾經說,「台灣人很奇怪,明明覺得這樣不好,為什麼不直接對當事人說,反而繞一個圈找透過第三者呢?我回他,直接講可能會傷害對方。但,實際上,迂迴了一大圈後,事情並沒有比較好。」現在的林雅熒覺得,自己面對事情的態度也變得直接果敢一些。

 

以前的她總是把朋友的事情放在第一順位,一股腦兒地對朋友好,後來林雅熒發現,「顧好自己,才可能照顧好別人」也開始學會判斷重要、不重要的排序。以前的她覺得,所有的事情都要做到一百分、面面俱到。現在的林雅熒學會了「放棄」。問她,「放棄指的是什麼?」林雅熒說「和朋友不聯絡,算不算?」以前的她總是站在朋友的立場替想對方想,多過站在自己的立場想事情,現在,林雅熒發現,過猶不及都不好,自己過得開心很重要,才有正向能量關照身邊的人。

 

「原本我是一個是事前準備做好的人。」每次出國前,林雅熒會先寫一份完整的清單,從帶幾件衣服,到手帕、衛生紙都會逐樣寫下來逐條核對。記得第一次自助旅行到海外參加朋友的婚禮,「我現在也想不明白,為什麼當時我會帶兩套正式服裝、兩雙正式的鞋子,再看那時的清單覺得自己好好笑。怎麼帶了那麼多不必要的東西!」林雅熒提到,到肯亞找朋友時,朋友提醒,衣服需要手洗沒有脫水機,記得帶了一條童軍,曬衣服用。結果,到瑞士時,我也帶了兩條童軍繩去瑞士,這兩條童軍繩原封不動地回到台灣了。隨著出國的次數日增,林雅熒的清單只剩下「錢、信用卡、護照」三樣東西。

 

 @多一點好奇給自己

「悲傷的獅子」是琉森的著名點,距離林雅熒工作的青年旅館只要十分鐘的腳程「夏天天黑的晚,我常坐在獅子前發呆。聽著來自世界各國的導遊說獅子的故事。」林雅熒也發現,不同國的旅行團導遊介紹獅子的方式也很不一樣,歐洲團會介紹當時的歷史背景,雕刻家是誰,在什麼情況下雕刻了獅子的。然而,根據林雅熒的觀察,拜訪獅子比例最高是中國觀光客,但她最常聽到的介紹是,「這是這裡最有名的獅子,我們在這裡停留十分鐘,大家拍拍照買一下東西,十分鐘後集合,我們前往下一個景點。」坐在獅子前的林雅熒想,「如果我是那隻獅子,我真的會很悲傷。」

自助旅行是林雅熒很推薦的旅行方式。林雅熒叨叨地說著,「我站在獅子前想,為什麼獅子會在這裡?當時的時空背景是法國大革命,法國鬧革命又關瑞士什麼事?我開始找資料,才發現獅子的創作者竟不是瑞士人,那時的瑞士很貧窮,法國從瑞士招募了很多傭兵加入戰爭,當時傷亡的是士兵多為瑞士人,這頭獅子的意義在於祈願世界和平,也紀念當時因為戰爭而王的瑞士人。」在自助旅行的過程中,林雅熒看到了自己之前不知道的能力,也學到了很多新事物。

過往海外生活中,獲得的那些不經意的小改變,漸漸地滲透成了林雅熒現在日常生活裡的理所當然,更輕盈地面對自己和未來。

 

ICYE給我的禮物: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

採訪撰稿;陳怡樺  照片提供:簡明山  1993/1994  瑞士

對於從小就被要求得嬴在起跑點,從此終其一生害怕自己落後、沒有跑在最前面的台灣年輕人來說,永遠沒有時間可以去探索世界,認清自己。就算生命出現了裂縫,往往也選擇咬緊牙關,大步一邁而過。有一群人,懷著不同的原因,參加了為期一年的國際志工服務。這些故事好像是另一部《魔戒》。不同的是這一群勇敢的青年不是要去銷毀魔戒,而是要追尋生命中一段充滿驚奇的旅程,一段可以鍛鍊自己心性、重新看待台灣的旅程。(節自「在另一個世界撿到自己」簡明山的序言。)

「這是很好的機會,我從來沒有這樣的妄想,我竟然有機會出國!」簡明山是ICYE第二屆的國際志工。記得當年把ICYE計畫引進台灣的林信堅牧師問我,「想不想出去看看?」我二話不說馬上答應。儘管對當時將近而立之年,有一個三歲多的女兒的簡明山而言,一項很大的挑戰。他義無反顧,二十年來,讓他細細咀嚼這一年的收穫。

在瑞士,看見「對人的尊重」

在瑞士,簡明山服務的機構是一間以智能障礙者為主的的手工庇護工廠,形式與台灣的庇護性工場相似,簡明山是小組長的小助理,負責產品出廠前的「品管」。雖然,這是一所庇護性工場,但不全以生產為主,是一個以生活為本,工作為輔的機構。

在庇護工場服務的這一年,簡明山和工作人員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這段期間,讓簡明山看到瑞士政府如何對待身心障礙者,機構如何安排身障者的工作等細節。「異性的智能障礙者是可以同居,可以過伴侶婚姻生活,繳稅、付賬單、財務控管、買賣等生活的瑣事由社工協助處理。白天,智能障礙者到庇護工場上班,晚上再回到自己的家。瑞士政府設有智能障礙者、精神障礙者的婚姻諮商,智能障礙者的『喜歡』、『喜愛』是很快速且直接的,需要社工協助確認兩人有共同生活的意願,遇到吵架不睦時,社工也會介入輔導。」早在二十年前的瑞士,面對關係的開放和接納程度如此包容又多元,給簡明山極大的文化震撼。

簡明山深刻體會,瑞士對待身障者的「以人為本、尊嚴為本」的根本態度。「你相信嗎?二十年前,我在瑞士滑過雪!」除了社福制度上的先進,無障礙設施的完善,更是讓簡明山驚喜不已。

簡明山坦言,即便是二十年後的台灣,依然不太可能接受如此的狀態,曾經有社福團體,籌設類似的團體家庭供給身心障礙者居住,但依然是男女分宿,不可能接受異性同居,遑論親密關係。實際上,因人際關係、親密關係的缺乏,也是造成身心障礙者就業不穩定、生活不幸福的原因之一。

簡明山也談到,瑞士給予身心障礙者的補助津貼方式和台灣有很大的區別,瑞士政府沒有身心障礙手冊制度。」在瑞士,身心障礙者擁有一組社會安全號碼和帳戶,以身障者和正常人的障礙功能喪失相比,假設相較於一般人,小兒麻痺者的行動能力喪失百分之二十。因百分之二十的不足,瑞士政府每個月將身障補助直接撥付至該國民的帳戶,有了這份補助後,身心障礙者在瑞士境內的付費與一般人無異,搭公車的車票價和一般人相同,停車費也相同,身障者和一般人的消費是完全相同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產業和店家,都會將身心障礙者的消費視為與一般人相同,不是被幫助者,也不是被救濟者。瑞士的方式對一般店家來說,是沒有什麼損失。而且身障者也是一般顧客,店家的服務態度不佳,下次就不再光顧了。

反觀台灣,身障者憑身心障礙手冊獲得福利。簡明山以自己為例說,我是小兒麻痺者,小時候搭公車有折扣,每次舉手攔車,公車不太願意停車,一則搬輪椅或等候身障者上下車,很耽誤時間,二則當時公車司機的薪水是底薪加上載客數,載到票價打折的身心障礙者,公車司機的薪水也打折,因此公車司機不太願意載,常常遇到過站不停的情況。長久以來,透過身心障礙鑑定的折扣補貼,導致外界對身心障礙者產生負面印象,其實,這不是「人性」的問題,而是「制度」導致歧視。

轉彎:從雕刻到社工

國中畢業後,簡明山便進入職場,高中讀高職夜補校、專科讀夜間部,一路半工半讀完成學業。當時普遍的觀念是,「只要願意去工場做代工,就有錢賺,學了一技之長終身不愁,因此也不鼓勵身心障礙者繼續求學。」國中一畢業,簡明山去當了珊瑚彫刻的學徒。

雕刻,是一門化腐朽為神奇的藝術,一個其貌不揚的看起來毫無價值的珊瑚,把氧化的外表磨掉,即可取出精華刻成裝飾,再加上彫刻家的名氣,可能因此價值連城。雕刻的基本功是畫畫,從平面到立體從素材的造型裡找出最適合的物性。因此,工作了一段時間後,簡明山考了美工科「我一邊學彫刻,一邊在夜校學美工打基礎。」因為家境不好,讓年輕的簡明山的腦袋裡一直轉著如何賺大錢的念頭,他想像著可能的未來,「我的師傅找了七個學徒,幫他彫刻賺錢,過了十年二十年,等我出師,也是請七個學徒幫我賺錢。但是這樣能賺多少錢?這樣真的能賺很多錢嗎?」

進了高職後,簡明山的腦袋裡又浮出了另一個聲音不停問自己,「要賺多少錢才夠,三千萬,多不多?夠用嗎?要花多少時間存三千萬?賺到三千萬,我要做什麼?讓父母過好生活,讓我自己也能過好生活,買車子買房子過好日子,然後呢?」年輕的簡明山的腦袋瓜又繼續轉著,「我也看過,生活沒那麼富裕,但常常幫助人,自己也過得很快樂的人,賺錢好像也不是唯一讓自己快樂的方式,『錢』好像也沒那麼重要,足夠過日子就好。幫助別人,而且從『心』幫助別人,自己也會很快樂喔~」

常常這樣想著想著,簡明山漸漸開始放棄雕刻師傅的人生,大轉彎地興起了念社工的念頭。「如果可以當一名社工,有穩定薪水又可以幫助別人,一舉兩得,太棒了!」高二下學期,簡明山放棄了原本心中的第一志願師大美術系,「我知道,自己不是真心喜歡美術,只是為了賺錢才學了美工。」簡明山考上實踐專科社工科夜間部,繼續白天工作晚上讀書的求學生活。

在職場,看不清願景

簡明山入學那年適逢解嚴,社會力不斷成長發酵,社會氣氛活絡,民間團體如雨後春筍興起,社會議題/社會福利運動也蓬勃發展。在學校實習階段就在社福團接受灌溉吸收養分,專科畢業後,簡明山投入社福運動。當時各地的身障社福團體陸續成立,他透過在社工領域的社區工作方法協助在地成立地方型協會,組織在地人力結合社區資源。

在社福領域工作多年,參考了不少從先進國家來的文獻報告,一邊讀著這些資料,簡明山一邊想,「到底怎麼做才是正確的觀念和做法?」前輩們也常說:「一直跟政府要就對了!」但是,和政府協商的過程,民間團體不停地向政府要「要」資源,政府反過頭問:「我也不曉得怎麼做啊!你們要什麼,我要如何做,我也不知道啊!」

殘障福利法的宣示意義大過實質意義。身障者的真實感受是,「我被歧視,我被不公平對待,我的生活過得不好。根本連無障礙設施的觀念都沒有的當時,身心障礙者的就業環境是不友善的,對身心障礙者的就學限制更是嚴苛的。」這些限制對簡明山有著很深的影響。簡明山談到,「填寫大學志願時,有九十六個科系是我不能填的。不能選填的原因並不是我的能力不行,而是先天條件不足。一點也不公平!」

只要體檢不合格,是無法選填特定科系,簡明山細數著,「我不能填師範學校,也就是我沒有資格當老師,原因是當小學老師要站著寫黑板,站一整天你站得住嗎?萬一你跌倒了,怎麼辦?我也不能填外交科系,也就是沒有資格當外交官,原因是外交官需要出國拜訪,拄著兩根拐杖不得體。我也不能填醫學系,也就是我沒有資格當醫生,甚至化學物理等有進實驗室的需求的科系都不能填,原因是站不穩、站不久、體力不夠。」所有的限制都代表著各種深深的歧視。

「其實,我不喜歡和人有衝突,我覺得,自己不是走街頭抗爭路線的,而是幕僚型的。」那時,簡明山常想,除了抗爭之外,有沒有更好的方法?有沒有願景?在抗爭之後要走向哪裡去呢?抗爭之後,我能夠獲得怎麼樣的生活?到底有多美好的願景遠景,簡明山一直看不清也找不到…他直問,「難道台灣的社福團體面對不足的現況,唯一的做法只能不停地伸手向政府要資源要補助嗎?只能不停地提需求,卻無法自己想出解決方案嗎?」這時,簡明山的心裡浮出一個想法:「既然這麼多文獻、這麼多國外的報告。都說『國外』多麼好!我想去『國外』看看。」「當時,我的工作遭遇很大的瓶頸。」正好ICYE的機會出現了,簡明山便順理成章地出發了。

叉路:從台前到幕僚

時間過了二十年,台灣的社福環境也緩步改變中。不同於二十年前,社會福利只是單向的「給予」。觀念上的改變很多,以前稱「殘障」,後更名為「身心障礙」,「精神分裂症」也改為「思覺失調症」。無形中的「歧視」已經慢慢減少,這是這二十年來,不斷抗爭修法的結果。2015年的台灣和1993年的瑞士,依然存著差距,儘管相關的福利服務方案到位,但全面性需要再努力,簡明山也為著身心障礙者們持續努力著。經歷瑞士的社會福利的一年洗禮後,「在瑞士,我看到無障礙設施如何被建置,我也看到身心障礙者如何被對待,我看到了瑞士和台灣之間的差距,因此,我也看到了『方向』和『願景』,秉持著藍圖,我可以更具體地向政府提出『需求』並提供可能的「解決之道」。當時,和政府合作了許多無障礙環境的推廣計畫、庇護工場的建置等,把理念發展成具體的計畫。」簡明山深刻感受了當地的社會福利的樣貌。「我漸漸離開了原本的路線,到了脊髓損傷的社福團體擔任秘書長。」花了三年半的時間,簡明山把在瑞士看到的理念,扎扎實實地實踐了一番,從與政府合作到催生法案等願景都實驗了一回。

從瑞士回到台灣之後,簡明山和夥伴們的想法也開始有些不同。「和抗爭型的前輩們漸行漸遠…」這個「脫離」的過程,簡明山坦言,「很痛苦!如果跟著前輩的腳步走,前輩們把我當成台灣社福運動的第二代栽培,同時期的同伴如今都在立法院或在政治上嶄露頭角。但,路不一定要這樣走,也就放棄了走往台上的機會。過了這麼多年,回頭看當時的機會,也不遺憾。」簡明山想,站在台前有甚麼樣的缺點,不可能光靠一個政治人物就能做事,必須和人合縱連橫,但,利益交換的過程太複雜了,我不需要那樣的生活,我也不需要那麼多的金錢和名聲。

「社會運動者需要肯定過去的進步,才看得到未來需要改善的地方。政府也需要被鼓勵,適度地與政府合作,不是一味地對抗或否定對方的努力。」簡明山回想自己的角色轉變,從求學時期和抗爭的夥伴一起工作,之後在民間組織和政府部門合作,現在則是擁有政府資源,與民間團體合作。其中的改變和銜接,簡明山歸功於ICYE的志工服務。在瑞士這一年,「透過觀摩學習的過程,讓我看到這麼多,也讓我有深刻的反省。」是簡明山的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轉捩點。

「我想起,每天必經之路上的一棵樹,從枝繁葉茂到枯枝落葉,我知道,半年過去了,等新葉再冒出,我就要回家了。那一年是很純粹很沉靜的一年,儘管我有工作也結了婚,但在瑞士沒有壓力、沒有包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為安靜地好好生活,很真誠地面對自己、面對生活,自然就會有些改變。」回台之前,簡明山拄了兩隻拐杖背著十五公斤的行李,在接待家庭的協助下,從瑞士、德國、荷蘭到奧地利走了一圈,充了飽飽的電。儘管回到台灣之後,又開始了汲汲營營的日子,想起那時的生活滋味,簡明山仍是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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