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YE給我的禮物: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

採訪撰稿;陳怡樺  照片提供:簡明山  1993/1994  瑞士

對於從小就被要求得嬴在起跑點,從此終其一生害怕自己落後、沒有跑在最前面的台灣年輕人來說,永遠沒有時間可以去探索世界,認清自己。就算生命出現了裂縫,往往也選擇咬緊牙關,大步一邁而過。有一群人,懷著不同的原因,參加了為期一年的國際志工服務。這些故事好像是另一部《魔戒》。不同的是這一群勇敢的青年不是要去銷毀魔戒,而是要追尋生命中一段充滿驚奇的旅程,一段可以鍛鍊自己心性、重新看待台灣的旅程。(節自「在另一個世界撿到自己」簡明山的序言。)

「這是很好的機會,我從來沒有這樣的妄想,我竟然有機會出國!」簡明山是ICYE第二屆的國際志工。記得當年把ICYE計畫引進台灣的林信堅牧師問我,「想不想出去看看?」我二話不說馬上答應。儘管對當時將近而立之年,有一個三歲多的女兒的簡明山而言,一項很大的挑戰。他義無反顧,二十年來,讓他細細咀嚼這一年的收穫。

在瑞士,看見「對人的尊重」

在瑞士,簡明山服務的機構是一間以智能障礙者為主的的手工庇護工廠,形式與台灣的庇護性工場相似,簡明山是小組長的小助理,負責產品出廠前的「品管」。雖然,這是一所庇護性工場,但不全以生產為主,是一個以生活為本,工作為輔的機構。

在庇護工場服務的這一年,簡明山和工作人員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這段期間,讓簡明山看到瑞士政府如何對待身心障礙者,機構如何安排身障者的工作等細節。「異性的智能障礙者是可以同居,可以過伴侶婚姻生活,繳稅、付賬單、財務控管、買賣等生活的瑣事由社工協助處理。白天,智能障礙者到庇護工場上班,晚上再回到自己的家。瑞士政府設有智能障礙者、精神障礙者的婚姻諮商,智能障礙者的『喜歡』、『喜愛』是很快速且直接的,需要社工協助確認兩人有共同生活的意願,遇到吵架不睦時,社工也會介入輔導。」早在二十年前的瑞士,面對關係的開放和接納程度如此包容又多元,給簡明山極大的文化震撼。

簡明山深刻體會,瑞士對待身障者的「以人為本、尊嚴為本」的根本態度。「你相信嗎?二十年前,我在瑞士滑過雪!」除了社福制度上的先進,無障礙設施的完善,更是讓簡明山驚喜不已。

簡明山坦言,即便是二十年後的台灣,依然不太可能接受如此的狀態,曾經有社福團體,籌設類似的團體家庭供給身心障礙者居住,但依然是男女分宿,不可能接受異性同居,遑論親密關係。實際上,因人際關係、親密關係的缺乏,也是造成身心障礙者就業不穩定、生活不幸福的原因之一。

簡明山也談到,瑞士給予身心障礙者的補助津貼方式和台灣有很大的區別,瑞士政府沒有身心障礙手冊制度。」在瑞士,身心障礙者擁有一組社會安全號碼和帳戶,以身障者和正常人的障礙功能喪失相比,假設相較於一般人,小兒麻痺者的行動能力喪失百分之二十。因百分之二十的不足,瑞士政府每個月將身障補助直接撥付至該國民的帳戶,有了這份補助後,身心障礙者在瑞士境內的付費與一般人無異,搭公車的車票價和一般人相同,停車費也相同,身障者和一般人的消費是完全相同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產業和店家,都會將身心障礙者的消費視為與一般人相同,不是被幫助者,也不是被救濟者。瑞士的方式對一般店家來說,是沒有什麼損失。而且身障者也是一般顧客,店家的服務態度不佳,下次就不再光顧了。

反觀台灣,身障者憑身心障礙手冊獲得福利。簡明山以自己為例說,我是小兒麻痺者,小時候搭公車有折扣,每次舉手攔車,公車不太願意停車,一則搬輪椅或等候身障者上下車,很耽誤時間,二則當時公車司機的薪水是底薪加上載客數,載到票價打折的身心障礙者,公車司機的薪水也打折,因此公車司機不太願意載,常常遇到過站不停的情況。長久以來,透過身心障礙鑑定的折扣補貼,導致外界對身心障礙者產生負面印象,其實,這不是「人性」的問題,而是「制度」導致歧視。

轉彎:從雕刻到社工

國中畢業後,簡明山便進入職場,高中讀高職夜補校、專科讀夜間部,一路半工半讀完成學業。當時普遍的觀念是,「只要願意去工場做代工,就有錢賺,學了一技之長終身不愁,因此也不鼓勵身心障礙者繼續求學。」國中一畢業,簡明山去當了珊瑚彫刻的學徒。

雕刻,是一門化腐朽為神奇的藝術,一個其貌不揚的看起來毫無價值的珊瑚,把氧化的外表磨掉,即可取出精華刻成裝飾,再加上彫刻家的名氣,可能因此價值連城。雕刻的基本功是畫畫,從平面到立體從素材的造型裡找出最適合的物性。因此,工作了一段時間後,簡明山考了美工科「我一邊學彫刻,一邊在夜校學美工打基礎。」因為家境不好,讓年輕的簡明山的腦袋裡一直轉著如何賺大錢的念頭,他想像著可能的未來,「我的師傅找了七個學徒,幫他彫刻賺錢,過了十年二十年,等我出師,也是請七個學徒幫我賺錢。但是這樣能賺多少錢?這樣真的能賺很多錢嗎?」

進了高職後,簡明山的腦袋裡又浮出了另一個聲音不停問自己,「要賺多少錢才夠,三千萬,多不多?夠用嗎?要花多少時間存三千萬?賺到三千萬,我要做什麼?讓父母過好生活,讓我自己也能過好生活,買車子買房子過好日子,然後呢?」年輕的簡明山的腦袋瓜又繼續轉著,「我也看過,生活沒那麼富裕,但常常幫助人,自己也過得很快樂的人,賺錢好像也不是唯一讓自己快樂的方式,『錢』好像也沒那麼重要,足夠過日子就好。幫助別人,而且從『心』幫助別人,自己也會很快樂喔~」

常常這樣想著想著,簡明山漸漸開始放棄雕刻師傅的人生,大轉彎地興起了念社工的念頭。「如果可以當一名社工,有穩定薪水又可以幫助別人,一舉兩得,太棒了!」高二下學期,簡明山放棄了原本心中的第一志願師大美術系,「我知道,自己不是真心喜歡美術,只是為了賺錢才學了美工。」簡明山考上實踐專科社工科夜間部,繼續白天工作晚上讀書的求學生活。

在職場,看不清願景

簡明山入學那年適逢解嚴,社會力不斷成長發酵,社會氣氛活絡,民間團體如雨後春筍興起,社會議題/社會福利運動也蓬勃發展。在學校實習階段就在社福團接受灌溉吸收養分,專科畢業後,簡明山投入社福運動。當時各地的身障社福團體陸續成立,他透過在社工領域的社區工作方法協助在地成立地方型協會,組織在地人力結合社區資源。

在社福領域工作多年,參考了不少從先進國家來的文獻報告,一邊讀著這些資料,簡明山一邊想,「到底怎麼做才是正確的觀念和做法?」前輩們也常說:「一直跟政府要就對了!」但是,和政府協商的過程,民間團體不停地向政府要「要」資源,政府反過頭問:「我也不曉得怎麼做啊!你們要什麼,我要如何做,我也不知道啊!」

殘障福利法的宣示意義大過實質意義。身障者的真實感受是,「我被歧視,我被不公平對待,我的生活過得不好。根本連無障礙設施的觀念都沒有的當時,身心障礙者的就業環境是不友善的,對身心障礙者的就學限制更是嚴苛的。」這些限制對簡明山有著很深的影響。簡明山談到,「填寫大學志願時,有九十六個科系是我不能填的。不能選填的原因並不是我的能力不行,而是先天條件不足。一點也不公平!」

只要體檢不合格,是無法選填特定科系,簡明山細數著,「我不能填師範學校,也就是我沒有資格當老師,原因是當小學老師要站著寫黑板,站一整天你站得住嗎?萬一你跌倒了,怎麼辦?我也不能填外交科系,也就是沒有資格當外交官,原因是外交官需要出國拜訪,拄著兩根拐杖不得體。我也不能填醫學系,也就是我沒有資格當醫生,甚至化學物理等有進實驗室的需求的科系都不能填,原因是站不穩、站不久、體力不夠。」所有的限制都代表著各種深深的歧視。

「其實,我不喜歡和人有衝突,我覺得,自己不是走街頭抗爭路線的,而是幕僚型的。」那時,簡明山常想,除了抗爭之外,有沒有更好的方法?有沒有願景?在抗爭之後要走向哪裡去呢?抗爭之後,我能夠獲得怎麼樣的生活?到底有多美好的願景遠景,簡明山一直看不清也找不到…他直問,「難道台灣的社福團體面對不足的現況,唯一的做法只能不停地伸手向政府要資源要補助嗎?只能不停地提需求,卻無法自己想出解決方案嗎?」這時,簡明山的心裡浮出一個想法:「既然這麼多文獻、這麼多國外的報告。都說『國外』多麼好!我想去『國外』看看。」「當時,我的工作遭遇很大的瓶頸。」正好ICYE的機會出現了,簡明山便順理成章地出發了。

叉路:從台前到幕僚

時間過了二十年,台灣的社福環境也緩步改變中。不同於二十年前,社會福利只是單向的「給予」。觀念上的改變很多,以前稱「殘障」,後更名為「身心障礙」,「精神分裂症」也改為「思覺失調症」。無形中的「歧視」已經慢慢減少,這是這二十年來,不斷抗爭修法的結果。2015年的台灣和1993年的瑞士,依然存著差距,儘管相關的福利服務方案到位,但全面性需要再努力,簡明山也為著身心障礙者們持續努力著。經歷瑞士的社會福利的一年洗禮後,「在瑞士,我看到無障礙設施如何被建置,我也看到身心障礙者如何被對待,我看到了瑞士和台灣之間的差距,因此,我也看到了『方向』和『願景』,秉持著藍圖,我可以更具體地向政府提出『需求』並提供可能的「解決之道」。當時,和政府合作了許多無障礙環境的推廣計畫、庇護工場的建置等,把理念發展成具體的計畫。」簡明山深刻感受了當地的社會福利的樣貌。「我漸漸離開了原本的路線,到了脊髓損傷的社福團體擔任秘書長。」花了三年半的時間,簡明山把在瑞士看到的理念,扎扎實實地實踐了一番,從與政府合作到催生法案等願景都實驗了一回。

從瑞士回到台灣之後,簡明山和夥伴們的想法也開始有些不同。「和抗爭型的前輩們漸行漸遠…」這個「脫離」的過程,簡明山坦言,「很痛苦!如果跟著前輩的腳步走,前輩們把我當成台灣社福運動的第二代栽培,同時期的同伴如今都在立法院或在政治上嶄露頭角。但,路不一定要這樣走,也就放棄了走往台上的機會。過了這麼多年,回頭看當時的機會,也不遺憾。」簡明山想,站在台前有甚麼樣的缺點,不可能光靠一個政治人物就能做事,必須和人合縱連橫,但,利益交換的過程太複雜了,我不需要那樣的生活,我也不需要那麼多的金錢和名聲。

「社會運動者需要肯定過去的進步,才看得到未來需要改善的地方。政府也需要被鼓勵,適度地與政府合作,不是一味地對抗或否定對方的努力。」簡明山回想自己的角色轉變,從求學時期和抗爭的夥伴一起工作,之後在民間組織和政府部門合作,現在則是擁有政府資源,與民間團體合作。其中的改變和銜接,簡明山歸功於ICYE的志工服務。在瑞士這一年,「透過觀摩學習的過程,讓我看到這麼多,也讓我有深刻的反省。」是簡明山的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轉捩點。

「我想起,每天必經之路上的一棵樹,從枝繁葉茂到枯枝落葉,我知道,半年過去了,等新葉再冒出,我就要回家了。那一年是很純粹很沉靜的一年,儘管我有工作也結了婚,但在瑞士沒有壓力、沒有包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為安靜地好好生活,很真誠地面對自己、面對生活,自然就會有些改變。」回台之前,簡明山拄了兩隻拐杖背著十五公斤的行李,在接待家庭的協助下,從瑞士、德國、荷蘭到奧地利走了一圈,充了飽飽的電。儘管回到台灣之後,又開始了汲汲營營的日子,想起那時的生活滋味,簡明山仍是回味無窮。